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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5章约阿希姆的交代(第1/2页)
约阿希姆把两只手从膝盖上拿起来,搁在桌面上,手指头交握着,眼睛看着桌面上的铁皮。
他开口了,声音哑着,像是嗓子里塞了什么东西:
“我说。我都说。从我小时候开始说吧。
你们要听吗?”
贝克尔把钢笔拿起来,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说:
“说。从头说。”
约阿希姆吸了一下鼻子,把鼻涕吸回去,用袖口擦了擦眼角。
他说:
“我是一九一五年生的,德国解放那年我三岁。我不记事。
但我父亲后来跟我讲,解放前我家穷得冬天没煤烧,我娘去洗衣店帮工,一个月挣的钱不够买两袋土豆。
我父亲在钢厂被钢水溅了,右腿截肢,厂里把他赶出来了,说他不中用了。
我大哥那时候十岁,去铁路边上捡煤渣,被巡警逮着打了一顿,回来的时候脸上全是血。
我父亲坐在床上上,看着我大哥的脸,说了一句话——‘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说着,约阿希姆把手从桌面上收回来,搁在膝盖上,搓了搓。
“后来革命了。我父亲说那天晚上他听到别人说,说西线那边有人带头起义了,韦格纳在三百零四高地打响了第一枪。
第二天早上,厂里来了几个工人代表,说工厂归工人了,我父亲的腿是工伤,厂里要负责。
后来厂里给他安排了看仓库的活,工资照发。
我母亲也不用去洗衣店帮工了,街道上的妇联给她安排到缝纫组,活轻,还能带我。
我大哥不用去捡煤渣了,学校开了免费班,他去了。”
约阿希姆停了一下,把双手重新搁在桌面上。
“我五岁那年,我家房子漏雨。街道上的互助组来了六个人,上房顶修瓦,换椽子,弄了两天。
我父亲的腿脚不方便,坐在院子里烧水递茶。
修完了,互助组的人没要钱,没吃饭,就走了。
我母亲追出去塞了两个鸡蛋,人家没要。
后来每年冬天,街道上都有人来送煤。
我父亲说,革命前他没见过这种事。
革命前,你穷你活该。
革命后,你穷,有人管你。”
约阿希姆吸了一下鼻子,声音稍微稳了一点。
“我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学校老师教我识字,厂里师傅教我手艺,街道上的老干部教我读报。
我十七岁进钢铁厂当钳工,厂里的工会给我发了新工装,还安排我上夜校进一步学习。
我二十岁入了团,二十二岁入了党,二十五岁结了婚。
结婚的时候,厂里给我分了间宿舍,街道上送了一床新被子,玛尔塔那边的亲戚来了七八个,热热闹闹办了一桌。
我父亲那天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约阿希姆,你赶上好时候了。你好好干,别辜负了党和国家的期望。”
说到这里,约阿希姆停了一下,把手指头在桌面上交叉着,攥紧了又松开。
“头几年,我确实好好干了。厂里的活我抢着干,夜校的课我一节不落,组织上的事我积极跑。
我二十六岁那年,厂里提拔我当计划科统计员。
我三十岁那年,调到埃森市工业局当计划处长。那时候我还是知道分寸的。
有人找我办事,我说‘按规定来’。有人给我送礼,我说‘不用,应该的’。
我觉得我这个人还行,没忘本。”
他的声音低了下来,手指头在桌面上无意识地画着圈。
“后来就变了。变的时候我都没注意到。最早是老家那边的乡亲。
我小时候家里穷,街道上的叔叔阿姨帮过我家。
我母亲缝补衣服,隔壁的阿姨帮着看孩子。
我父亲腿脚不方便,对门的叔叔帮着买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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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我记着。
我后来当了处长,那些叔叔婶婶就来找我了。街道办的阿姨家的儿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想进厂当工人,问我能不能帮忙说句话。
对门的叔叔的闺女从卫校毕业了,想留在当地工作,问我能不能安排安排。
我说行。我帮他们办了。办完之后,他们提着一篮鸡蛋来我家,我说不用,他们说‘自家鸡下的,你拿着’。
我收了。”
他把手从桌面上拿起来,搓了把脸。
“然后越来越多。老家的、厂里的、夜校的、党校的——只要是以前跟我沾过边的,都来找我。
有的送鸡蛋,有的送酒,有的送烟,有的啥也不送,就拎着两斤白糖来我家坐着,说他儿子要结婚了,没房子,问我能不能想想办法。
我一开始还推,说‘不好办’。后来我发现,这些事其实都好办。
我在工业局管计划,跟人事局的人熟,跟物资公司的人熟,跟下面厂里的厂长熟。
我打一个电话,递一根烟,事情就办了。
办完之后,人家感激我,逢年过节给我送东西。
我不收,人家还不高兴,说‘你看不起我’。
我收了,人家才高兴。”
约阿希姆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看着贝克尔的脸。
“时间长了,我也学精了。光靠老关系不行,还得往上靠。
我老丈人是弗里德里希·施特恩,这层关系我得用起来。
逢年过节,我拎着东西去看我老丈人的老战友,陪他们喝喝茶,聊聊天,听他们讲三百零四高地的事。
他们高兴,觉得我懂事。
后来我提拔的时候,他们帮我说了几句话。
我提拔了,就更有人来找我办事了。
我办事的胆子就更大了。
我再提拔的时候,就不光靠老丈人的关系了,我自己也织了一张网。
我提拔的那些人,他们也有关系,他们的关系又介绍来新的关系。
网越织越大,越织越密。
到最后,我身边围了一圈人——处长、厂长、科长、调度、会计——都是我的‘自己人’。”
他把手搁回桌面上,十指交叉着,搁在铁皮上,攥得很紧。
“我知道这是在搞裙带关系。
文件上写得清清楚楚。但我一直觉得——我干的这些事不大。
我没收现金,没收房子,没倒卖国家资产。
我就是帮人安排个工作,调个岗位,说句话,递个烟。
我觉得这不算什么。
我看过施瓦布父子的案子,他们收钱,倒卖物资,判了七年劳改。
我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没犯法。我就是……搞了点人情交易罢了。”
贝克尔把钢笔搁下,看了他一会儿。
他说:
“你觉得搞人情不算犯法?”
约阿希姆说:
“我当时觉得不算。现在我觉得算了。我坐在这个椅子上想了两天,我想明白了——我搞的人情,每一件都踩在别人头上。
阿姨的儿子进了厂,那厂里就少了一个名额给别人的儿子。
叔叔的闺女留在城里,那城里就少了一个岗位给别人的闺女。
我提拔的人占着位子,那些没门路的人就上不来。
他们跟我一样是工人出身,跟我一样有手艺有本事,但他们没有施特恩这个老丈人,没有我这张网。
他们就是上不来。是我把他们挤下去的。”
约阿希姆停了一下,声音更低了。
“我小时候家里穷,街道上的人帮我。
现在我当了干部,本来是想回馈社会,回馈国家,回馈党的,但不知怎么就变了味道了。
我老丈人骂得对。我就是忘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