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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8章法共领导人的决定(第1/2页)
巴黎，十月十四日，上午。
法共目前的中央委员会大楼位于巴黎第八区，一栋原本是某家银行总部的建筑，花岗岩外墙，门口四根科林斯柱，革命后在柱顶加了一面红旗，法共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在三楼，走廊尽头朝南的一间，窗户正对着一条种满梧桐树的林荫道。
接任让诺总书记位置的人叫安德烈·杜兰德。
他今年三十八岁，身材中等，肩膀略宽，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时候脊背挺得很直，双手平放在桌面上，左手的无名指上有一道旧疤——那是一九二九年他在鲁尔区参加工人夜校的时候，被一台冲压机的飞边划伤的。
杜兰德不是法国革命之后才冒出来的新面孔。
他在法共党内的资历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三年，那一年他二十五岁，从德法边境的小城梅斯出发，步行穿过了萨尔地区的边界线，进入德国的萨尔兰州。
那时候德国革命已经胜利了十一年，红色政权的边境口岸对“有意愿学习社会主义理论的国际进步青年“设有专门的接待窗口。
杜兰德在那里填报了申请，通过审查后随即被安排前往柏林，进入德国中央党校学习。
杜兰德在中央党校待了两年。
在这两年时间里他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跟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党员一起上课、讨论、实习。
最开始，杜兰德的德语说得不算流利，但他听课的时候极其专注，当时的笔记就记了整整七本，每一本的边角都写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毕业的时候，他的班主任给他的评语是“理论功底扎实，务实作风突出，适合从事国家建设方向的实际工作“。
回到法国之后，杜兰德从基层工会干事做起，先后负责过里昂的工厂组织工作、马赛港的码头工人联合协调、以及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布局规划。
他在一九三三年进入中央委员会，成为当时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让诺的副手之一，主要分管经济建设和国际协作事务。
让诺当时对杜兰德的评价是“这个人不喊口号，他把口号变成图纸，再把图纸变成现实“。
几年前让诺因身体问题交接出法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前往柏林养病之后，法国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经过讨论，一致推举杜兰德接任。
他在就职讲话中没有过多的激昂词句，只是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记住了的话：
“让诺同志把法国带进了社会主义的大家庭。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个家建好——把屋顶修结实，把墙砌厚，让屋子里的人不再担心外面的风雨。“
杜兰德对德国主导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持有明确的、坚定的支持态度。
他在多次法共的内部会议上强调过一个观点：
法国的工业基础虽然不弱，但在产业链分工和技术研发上短期之内仍需要以德国为依托，这是现实条件所决定的。
他在韦格纳提出的“欧洲社会主义经济互助合作体“框架中看到了法国未来发展的清晰路径——法国有农业优势、港口优势、和面向大西洋的地缘窗口，而德国有工业核心和前沿技术，两者互补的程度远超竞争的可能。
“德法一体化不是谁吞并谁，“
他在一次中央全会上的发言被与会者广泛传述，
“是两座工业齿轮的精密咬合。
齿轮不必一样大，但齿与齿之间的间距要对得上。
法国的间距，已经跟德国的调在一个频率上了。“
因此，当莫罗的报告送到他桌上的时候，杜兰德阅读的耐心和速度表明了他对这种事情的重视程度。
那天是十月十四日上午，他刚结束一场关于港口改造计划的会议，回到办公室翻了翻邮件，把那封标注“紧急·内务系统“的牛皮纸信封拆开，抽出里面的材料一页一页地读了过去。
他读完第一页的时候没有太大反应。
读到第三页——玛德琳·贝尔纳的供词摘要时，他的眉毛动了一下。
读到第六页——莫雷尔的供词和那七名涉案干部的名单时，他把材料放下，靠在椅背上沉默了大约三十秒。
然后他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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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内务部和社会事务部的纪律委员会负责人，下午三点到我办公室开会。
另外，给我接国家安全协调办公室。“
放下电话之后，他没有立刻做别的事。他把那份材料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边看边在旁边的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人名、部门、时间节点。
写完他合上本子，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梧桐树下那些来来往往的行人。
巴黎的秋天阳光偏薄，落在树叶上的时候像一层筛过的金粉。
他看到一个母亲推着婴儿车经过，一个骑自行车的邮差在路口停下来整了整邮包，一对老夫妻手挽着手慢慢走在人行道的左侧。
这些普通人正常地活在这座城市里，而就在这座城市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人在用旧社会的方式编织着见不得光的网，在把同他一样从底层爬上来的干部拖下水，也在把更多没有反抗之力的人踩在脚下。
杜兰德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又拨了一个号码。这一次是直接打到国家安全协调办公室值班台。
“我是杜兰德。我需要立即启动一项针对内部安全威胁的清肃行动。
目标包括社会事务部七名被确认涉案的中层干部，以及与他们有直接联系的外国情报人员。
行动范围不限于巴黎，涉及其他城市的分支也一并纳入。“
电话那头问需要多少时间准备。
“今天下午开始部署，明天凌晨执行。“
“所有嫌疑人采取同步抓捕，避免消息走漏。
如果其中有人涉及到美国情报网络的联络节点，控制之后立即移交深度审查。
过程中任何人试图销毁证据或逃跑的，视情节采取必要强制措施。“
他放下电话，走到办公桌对面那面墙前。
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用红蓝两色标注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和势力范围。
下午三点的会议如期召开。
内务部和社会事务部纪律委员会的负责人带着各自的材料赶到办公室，杜兰德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开场寒暄，直接开门见山地把材料分发下去。
“诸位的任务是：
第一，明天天亮之前确保名单上的所有人处于控制状态。
第二，由内务部牵头，对涉案人员的住宅和工作场所进行全面复查，重点是通信记录和境外资金往来凭证。
第三，所有因此案被侵害的妇女，由社会事务部负责摸底统计和后续安置，给予全面的支持和保护，确保她们不会因为配合调查而再次遭受任何形式的伤害。“
他停了一下，看着坐在桌边的两个人。
“最后一点，我会亲自盯着此事件的进度。
这次的调查结果，每天向我本人报告一次。“
会议结束后杜兰德回到办公室，打开抽屉取出一只烟斗。
他没有点，只是拿在手里转了两圈，然后放回去。
窗外的天色已经从下午的灰蓝慢慢过渡到了傍晚的橙黄。
再过几个小时，整个巴黎的警务系统就会开始动员起来，在无声无息中准备明天凌晨的收网行动。
杜兰德不需要亲自去现场，他的工作是在办公室里坐稳、坐定，确保整个机器按照预定的方向运转——把那些本该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的蛀虫挖出来，把那些把手伸进新社会大厦地基里的手砍断。
杜兰德把那份材料重新拿起来，翻到最后一页。
那里是莫罗的结案建议，上面写了一段话，
“此案所揭示的问题，已超出普通的刑事犯罪范畴。
它呈现的是一条从资本主义旧势力残余向新社会机体内部渗透的完整路径：
以伪进步主义口号包装旧式剥削观念，以女性弱势群体为工具，以金钱和情报为最终目的。
清理此案不仅是对个别人的惩处，更是对新社会肌体的一次预防性手术。“
杜兰德把材料合上，放回信封里，在封面上用铅笔写了一个“已阅“的日期和签名，然后放进“待归档“的文件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