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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栋拎着那只装着六件假货的帆布袋,踩着略显陈旧的楼梯,一步一步走上三楼。
走廊里很安静,灰绿色的墙裙在暖黄色的灯光下泛着一层柔和的光泽,空气里弥漫着老上海宾馆特有的那股味道——混合了樟脑丸、地板蜡和岁月沉淀下来的木头气息。他走到走廊尽头,掏出钥匙打开房门,走进去,反手把门带上。
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干净整洁。一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单人床靠墙放着,床头柜上摆着一盏罩着乳白色灯罩的台灯,窗户上挂着米黄色的窗帘,窗外是那条安静的老弄堂。远处隐约传来马路上电车的叮当声和汽车喇叭的嗡鸣,像是一层薄薄的背景音,衬得这间小房间格外安静。
张家栋把帆布袋放在床头柜旁,脱下外套挂在衣帽架上,在床边坐了下来。他没有立刻躺下,而是伸手从床头柜上的搪瓷托盘里拿起那只搪瓷缸子,倒了一杯凉白开,喝了两口,然后望着窗外那条夕阳下渐渐暗淡下去的弄堂,沉默了很久。
那六件假货的每一个细节,还在他脑海里反复回放——面料的手感、缝线的捻度、里衬上的水洗标……每一处不同,都像是一个无声的证据,在告诉他同一个结论:有人在暗处,盯上夏朵了。
他放下搪瓷缸子,往后一倒,躺在了那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床上,双手枕在脑后,目光落在天花板上那条细长的裂纹上。身体虽然躺下了,脑子却停不下来,像是被什么东西推着走,不由自主地往更早的时候回溯过去。
他忽然想起了夏朵刚成立那会儿。
那一年冬天,上海国营服装厂也是像现在这样,猝不及防地杀到了家门口。
那时候合作社的服装厂刚起步没多久,厂房是县里腾出来的旧仓库改建的,缝纫机是东拼西凑淘来的二手货,女工们大多是周边村子里刚学会踩缝纫机的农家媳妇。就凭这样的家底,张家栋硬是带着孙立军、于大姐几个人,把夏朵羽绒服做了起来。款式是张家栋凭记忆画的草图,版型是于大姐一针一线改出来的,第一批羽绒服刚挂上合作社服装店的货架,就被闻讯赶来的老百姓抢购一空。
那段时间,张家栋几乎每天都泡在车间里,跟于大姐一起研究怎么改进版型、怎么提高充绒的均匀度、怎么让袖口的走线更结实耐用。叶子灵那时候刚来厂里不久,还是个话不多但画图极快的年轻姑娘,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对着样板衣一画就是大半天。孙立军更是忙得脚不沾地,白天跑销售、晚上盯出货,整个人瘦了一圈,但眼睛里那股劲儿却越来越亮。
厂里所有人都在憋着一股劲——他们想证明,一个县城的集体合作社,也能做出不输给大城市的好东西。
然而就在夏朵羽绒服刚刚在青岛站稳脚跟、准备往周边城市拓展的时候,一个消息像一盆冷水一样浇了下来。
那天下午,王宝光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地冲进厂里,连车都没顾得上支稳,就三步并作两步跑进张家栋的办公室,“张哥!不好了!上海那边来人了!就在咱们县里的长途汽车站旁边,搭了个棚子,拿卡车拉了好几车的羊毛衫和羽绒服,正在那儿大喇叭喊着卖呢!价格比咱们便宜了整整一半!”
张家栋当时正在跟于大姐商量新款羽绒服的版型修改方案,听到这话,手里的铅笔顿了一下。他抬起头来,目光里没有王宝光预想中的慌张,反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沉静,像是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来一样。
他放下铅笔,站起身来,拍了拍手上的铅灰,语气平淡地问了一句:“看清楚了吗?他们卖的羽绒服,跟咱们的是同款?”
“同款!一模一样!”王宝光急得直拍大腿,“不只是羽绒服,羊毛衫也是跟咱们同款的!我挤进去看了一眼,那做工——说实话,不比咱们的差,甚至还要精细一些。关键是价格,张哥,价格比咱们便宜太多了!”
张家栋没有说话。他走到窗边,望着窗外厂区里那些正在忙碌的女工们的身影,沉默了好一会儿。
孙立军也赶来了,一进门就接了王宝光的话茬:“张哥,我也听说了。我刚才骑车到那边转了一圈,看得很清楚。上海服装厂的人开了三辆大卡车,带了十几个销售员,就在咱们县城最热闹的长途汽车站旁边支起了摊子。羊毛衫卖十几块钱一件,羽绒服卖二十多块钱一件——比咱们的售价低了将近一半。”
他顿了顿,语气里带着一种压不住的焦虑:“张哥,咱们要是不想办法,这个冬天——咱们的货可能就真卖不动了。”
车间里安静了几秒。于大姐放下了手里的样衣,叶子灵也抬起了头,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向张家栋,等着他拿主意。
张家栋站在窗边,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冬日天空,沉默了很久。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转过身来,目光平静,语气笃定,说了这样一番话:
“不降价。咱们不但不降价,还要把品质提上去。”
他走到工作台前,拿起于大姐刚改了一半的那件羽绒服样衣,指着领口和袖口的位置,声音沉稳而有力:“他们在价格上打压咱们,那咱们就在品质上跟他们拉开差距。于大姐——领口的收口方式再改一道,改用暗线;袖口的松紧带换成加宽的,更贴合手腕,也更保暖。晓晴——你帮我想想,能不能在袖口或者前胸的位置加一个咱们夏朵独有的小标识,让老百姓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咱们的东西。”
于大姐和吕晓晴对视了一眼,虽然心里还有些打鼓,但看着张家栋那副笃定的神色,也都跟着点了点头,各自忙活去了。
后来的事情,张家栋记得很清楚。
上海国营服装厂的那些羽绒服,因为填充的是涤纶而不是真正的羽绒,在老百姓穿了一阵子之后,保暖效果差的毛病很快就暴露了出来。买过的人纷纷回去找他们退货退款,甚至闹到了县里的治安队。而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的老百姓,一听说上海货是拿涤纶冒充羽绒,转头就涌进了夏朵的服装店,把货架上的羽绒服抢购一空。
那天傍晚,孙立军兴奋地跑进办公室,嗓门比平时高了八度:“张哥!咱们赢了!上海服装厂那帮人已经被治安队带走了,三卡车的货全被扣在了县里!老百姓们都回来买咱们的夏朵了!”
张家栋当时正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握着搪瓷缸子,喝了一口已经凉了的茶。他望着窗外那片被夕阳染成橘红色的天空,轻轻地、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那一次,夏朵挺过来了。
但这一次呢?
张家栋躺在宾馆的床上,望着天花板上那细长的裂纹,目光微微闪动。
那一次,是上海的大厂拿着仿制的羽绒服来本地抢市场,靠弄虚作假自己砸了招牌。可这一次,对方的手法完全不一样了——做的假货,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卖,而是为了被退回,是为了在市场上种下一颗“夏朵质量有问题”的种子。
手段更隐蔽了,也更阴了。
这一次,对手的手法跟上海国营服装厂那回完全不同。那回是大张旗鼓地来——开着卡车、支着棚子、架着大喇叭,直接在县城最热闹的地方摆摊叫卖,恨不得全平縣的人都知道他们来了。那种打法虽然来势汹汹,但也把自己暴露得干干净净,一旦出了纰漏,所有人都看得见他们是怎么摔跟头的。
对方没有大张旗鼓地往夏朵的货里掺假。六件衣服,不多不少,悄无声息地混进了发往上海的批次里。如果不是上海第一百货公司那边抽检发现了问题,如果不是孙立军处理得果断及时,这几件假货甚至可能不会引起太多注意——被当成普通的质量瑕疵退换掉,换上新货,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可对方要的,偏偏就是这个“过去了”的效果。
张家栋的目光在暮色中微微一凛——他想明白了一件事。
对方之所以只做了六件假货,不是因为做不出来更多,而是故意控制在这个数量级上。六件假货混在一批货里,既足以引起商场的注意和不满,又不至于大到让夏朵立刻启动全面调查。如果做得太多,夏朵这边一定会警觉,会追查到底;但如果只做几件,被当成偶发的质量问题处理掉的可能性就大多了——换货、赔偿、道歉,事情平息,对方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这批货里掺几件,下批货里再掺几件——不显山不露水,一点一点地消磨夏朵在上海市场的声誉,让商场和消费者慢慢产生“夏朵的质量好像不太稳定”的印象。这种打法,比一次性搞出一场大规模的质量事故更毒辣——因为对手要的不是一场能查清楚的爆炸,而是一场持续不断的、让人防不胜防的消耗战。
张家栋的眉心微微皱了一下。
更让他心里发沉的是另一件事——对方能把假货不声不响地混进夏朵发往上海的批次里,说明一定有人能在仓库或者出库环节做手脚。这个人,一定是夏朵内部的人,而且对发货流程非常熟悉——知道哪批货是发往上海的,知道什么时间装车,知道在哪个环节动手脚最不容易被发现。
他的手能伸到平县,伸进夏朵的仓库里。
想到这里,张家栋的脊背微微发凉。
这个人,对厂里的发货流程太熟悉了。知道哪一批货是发往上海的,知道什么时间装车,知道仓库里哪个位置放着当天要出的货,知道在什么环节动手脚最不容易被发现——这个人,绝不是只跟夏朵打过一两次交道的外人。
是内鬼。
这个念头像一块冰冷的石头,沉甸甸地压在张家栋的胸口。他忍不住去想——这个人是谁?是在仓库干了好几年的老员工?还是新招进来、还没来得及摸清底细的临时工?是被人拿钱买通了,还是本来就带着目的进来的?
他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出来,压住了心里那股翻涌的情绪。
他知道现在必须冷静。
现在查内部,是唯一能斩断这条暗线的办法。如果不查,对方完全可以继续用同样的手法,在这批货里掺几件假货,下批货里再掺几件,温水煮青蛙一样,一点一点地消磨掉夏朵在上海市场的信誉。等到有一天,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彻底对夏朵失去信任,不再跟夏朵合作了,再想挽回就难了——而且这个消息一旦传开,影响的绝不仅仅是一家商场,而是整个上海乃至华东地区的渠道信心。
但问题是——现在查,查得动吗?
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正是夏朵全力备战春晚、加班加点赶订单的销售旺季。厂里上上下下都在连轴转,于大姐带着人一天干十几个小时赶制演出服,叶子灵在设计室里改版改到手发抖,孙立军更是一个人顶着好几个人的活儿,从生产调度到客户维护一手抓。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是大张旗鼓地在厂里查内鬼——查账、查人、查进出库记录——厂里的人心肯定会乱。
人心一乱,生产就会受影响。生产一受影响,春晚的演出服、上海的新货、其他客户的订单——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纰漏。到时候,不用对手再动手脚,夏朵自己的节奏就全乱了。
这就是对方想要的效果——让你明知道内部有问题,却不敢动,不能动。
张家栋慢慢攥紧了手指,指节微微发白。
他明白现下的处境有多棘手。查也不行,不查也不行——像是一脚踩进了泥沼里,越挣扎陷得越深。
他在心里把已知的线索重新理了一遍——
对方能拿到夏朵最新款的样衣;对方知道夏朵的发货时间和渠道;对方选择了上海作为动手的地点;对方的手法隐蔽而有耐心,不像是一般的小作坊能做到的。
他把这些线索放在一起,反复地看,反复地掂量,然后,有一个念头渐渐地、渐渐地从他脑海深处浮了上来——不是这一世的记忆,而是更久远的、来自另一段人生轨迹的碎片。
那些碎片里,关于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服装产业的记忆,零零散散地浮现在他眼前——上海的服装产业格局、那些在后来的市场竞争中起起落落的名字、以及那些在正规渠道之外暗中涌动的暗线和交易。
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能在上海做成这件事的人,一定和上海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要在这座城市里找到能做出高仿版样衣的裁缝铺子、能提供接近色面料的布行、能短时间内完成打版和缝制的小作坊——没有足够深的本地关系网,根本做不到。
而这个人和上海的关系越深,他就越不可能完全没有痕迹。
张家栋的目光在夜色中微微亮了一下。
他就不信,一个人做了这样的事,能把所有的尾巴都藏得干干净净。
只要他在上海继续查下去,只要对方的下一步动作还在继续,就一定会露出马脚。而在那之前——他得先把这六件假货的来路摸清楚,从布料开始,一条一条往上查。
这根线,就是一条路。顺着它摸下去,总能摸到那个藏在暗处的人……